金伯中 | 论新时代 “枫桥经验” 的基本内涵

“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为基本内涵的新时代“枫桥经验”载入了《改革开放简史》，也入选了中宣部主办的“奋进新时代”主题成就展。近日，我院金伯中院长在CSSCI来源期刊《世界社会科学》2024年第3期刊发文章，对新时代“枫桥经验”基本内涵作了全面阐述。

论新时代 “枫桥经验” 的基本内涵

金伯中

【提要】新时代“枫桥经验”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中形成的宝贵经验,是中国特色基层社会治理的重大经验,是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经验。“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这三句既浅显直白又富有哲理,既通俗易懂又深入人心的话,充分体现了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基本内涵。坚持继承性和创新性、实践性和理论性、价值观和方法论、本土化和全球化的有机统一,全面彰显了新时代“枫桥经验”的鲜明特色

【关键词】新时代“枫桥经验” 社会治理中国式现代化

【作者信息】金伯中，浙江省新时代“枫桥经验”研究院院长，华东政法大学新时代“枫桥经验”与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首席专家、教授。

“枫桥经验”产生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发展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创新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20世纪60年代初,在党的领导下,枫桥干部群众通过说理斗争,把绝大多数“四类分子”教育改造成为对社会主义建设有用的新人,创造了“捕人少,治安好,矛盾不上交”的“枫桥经验”。“枫桥经验”开创了新中国成立后社会治安最好的时期,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历史性贡献。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枫桥经验”顺应改革发展的新形势,在坚持中发展,做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形成了“党政动手、依靠群众、立足预防、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促进发展”的新时期“枫桥经验”。新时期“枫桥经验”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典范、维护社会稳定的重大经验,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作出了历史性贡献。2003年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枫桥经验”顺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刻变化,不断创新发展,做到“党建引领、人民至上、多元共治、三治结合”,形成了“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的新时代“枫桥经验”。新时代“枫桥经验”为书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营造了国泰民安的社会环境,为实现“中国之治”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新时代“枫桥经验”是“中国之治”的重大经验

“枫桥经验”产生发展创新的历程,标志着“枫桥经验”从教育改造人、维护社会稳定的经验上升为社会治理的经验,从发端于基层的地方性经验上升为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要经验。 (一)新时代“枫桥经验”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中形成的宝贵经验 习近平总书记以远见卓识,把“枫桥经验”置于党的发展历史和全局工作之中来审视、谋划和推进。新时代“枫桥经验”写入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标志着新时代“枫桥经验”成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中形成的宝贵经验。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枫桥经验”是在党的领导下产生的,并根据党中央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决策部署和社会主要矛盾的发展变化,紧紧围绕党的中心任务、服务全党工作大局,不断创新发展,形成新时代“枫桥经验”。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出了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重大战略决策,开启了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枫桥经验”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依靠群众,把绝大多数“四类分子”教育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新人的经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面对改革开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以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为抓手,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预防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形成了新时期“枫桥经验”。2003年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新征程。2003年11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纪念毛泽东同志批示“枫桥经验”40周年暨创新“枫桥经验”大会上指出,要充分珍惜“枫桥经验”,大力推广“枫桥经验”,不断创新“枫桥经验”。“枫桥经验”在预防化解矛盾风险,持续推进平安建设、法治建设中,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实践中不断创新发展,孕育生成了新时代“枫桥经验”。2019年以来,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先后写入党内法规和党中央、国务院颁布的一系列重要文件,并连续写入《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2022年10月,在社会基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写入党的二十大报告,这在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当属首次。 (二)新时代“枫桥经验”是中国特色基层社会治理的重大经验 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创新发展“枫桥经验”的系列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枫桥以及浙江全省、全国各地大力创新发展“枫桥经验”,探索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基层社会治理之路,实现了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历史性飞跃,开辟了“百姓和顺、乡村和美、社会和谐”的新境界。枫叶红大地,党建聚人心。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党建引领,以创建“红枫党建”品牌为载体,打造服务型党组织,真正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基层社会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实现基层党组织全覆盖,全面提升基层党组织的向心力、凝聚力、号召力和战斗力。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多元共治,充分发挥社会主体和市场主体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应有作用,特别是精心培育壮大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最大限度挖掘整合各种社会资源,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形成了一大批如“老杨调解中心”“红枫义警”这样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社会志愿者队伍。设立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建立一整套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制度和机制,激发了强大的社会活力。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建立完善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把矛盾风险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防患于未然。把依法治理贯穿于社会治理的全过程,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持科技支撑、数字赋能,大力推进数字化改革和数字经济、数字政府、数字社会建设,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的智能化、精准化水平;坚持以民意为导向,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主动回应人民群众需求,以实际行动赢得民心,让人民群众成为基层社会治理最大的受益者、践行者、评判者。因此,新时代“枫桥经验”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所创立的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基层社会治理的理念、思路、方法和方案,是中国特色基层社会治理的一面旗帜。 (三)新时代“枫桥经验”是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经验 “枫桥经验”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开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应运而生的,并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实践中不断得到创新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始终与中国式现代化紧密联系在一起,始终为中国式现代化服务,既见证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进程,又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不同发展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出了重大贡献。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一化三改造”和贯彻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我国实现了由社会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建设的转变,开启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1956年4月,毛泽东同志提出:“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1956年9月,毛泽东同志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提出,“此次大会的任务是:总结从七次大会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在开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大背景下,如何把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社会基础即地、富、反、坏“四类分子”教育改造成为对社会主义建设有用的新人,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这是一个重大的社会课题。“枫桥经验”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并创造了新中国成立后社会治安最好的时期。粉碎“四人帮”之后,枫桥在全国率先开展对“四类分子”评审摘帽工作,进而推动了全国对“四类分子”的评审摘帽工作,调动了亿万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同志首先用“小康”来诠释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并把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形象地比喻为“小康之家”。此后,“小康之家”成为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阶段性目标和历史性标志。2003年11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在纪念毛泽东同志批示“枫桥经验”40周年暨创新“枫桥经验”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要“不断创新‘枫桥经验’,使‘枫桥经验’在维护社会稳定中显示更强的生命力,在加快浙江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邓小平同志和习近平同志的重要讲话精神,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赋予了时代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枫桥经验”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创造了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党的二十大开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在前进道路上,我们面临各种风险挑战,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预防化解矛盾风险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重大使命和任务,我们必须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坚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再造“中国之治”新优势。

二、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基本内涵

“枫桥经验”在实践中形成,在形成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在创新中完善,不断勃发生机活力、丰富时代内涵。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矛盾不上交”为基本内涵的“枫桥经验”,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为基本内涵的新时期“枫桥经验”,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为基本内涵的新时代“枫桥经验”,“枫桥经验”已从过去单纯的化解矛盾纠纷、维护治安稳定,拓展到了防范化解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领域的安全风险。 (一)“矛盾不上交” “矛盾不上交”是“枫桥经验”的初心和本义。毛泽东同志把依靠群众,就地教育改造“四类分子”的经验称为“矛盾不上交”的经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50年前,浙江枫桥干部群众创造了‘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矛盾’的‘枫桥经验’,并根据形势变化不断赋予其新的内涵,成为全国政法综治战线的一面旗帜。” 1.“矛盾不上交”的本义就是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矛盾,解决社会问题 1963年,根据党中央的部署,按照“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方针,浙江省委在诸暨县枫桥区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在试点的7个公社6.5万人中,共有“四类分子”911名,其中存在较为严重破坏行为的163名,群众要求逮捕的45名。试点初期,干部群众要求逮捕一批,武斗一批,矛盾上交。但通过学习讨论,大家形成共识,认为“武斗斗皮肉,外焦里不熟;文斗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整个试点过程没有捕人,更没有杀人,坚持依靠群众,就地把“四类分子”教育改造成为对社会主义建设有用的新人。1963年10月下旬,毛泽东同志在杭州视察工作,听取枫桥依靠群众就地教育改造“四类分子”的经验时说:“这就叫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矛盾不上交”实际上就是对“一个不杀,大部不捉”方针在实践中创造并转化为“枫桥经验”的基本内涵的总结和概括。 “一个不杀,大部不捉”方针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延安时期。1943年12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审干运动中提出,反特务斗争必须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方针。1956年4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的讲话中再一次强调,要坚持延安提出的“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方针。1957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为“四类分子”教育改造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1962年1月,在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同志特别指出:“对于反动阶级实行专政,这并不是说把一切反动阶级的分子统统消灭掉,而是要改造他们,用适当的方法改造他们,使他们成为新人。”“少捕少杀”政策一直是我们党团结全党和全体人民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在于争取最大多数人的支持,厚植党的执政基础。1963年2月,中央工作会议确定,在全国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年5月和8月,中共中央分别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前十条”)和《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后十条”),规定除现行犯外,对有破坏活动的“四类分子”基本上实行“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方针。1964年1月,中共中央印发的《中央关于依靠群众力量,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把绝大多数四类分子改造成新人的指示》中明确提出,对“四类分子”的教育改造采取“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方针,但少捕并不是不捕,“矛盾不上交”并不是一律不上交。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反复重申“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方针,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教育改造人的博大胸怀,又防止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走偏,出现扩大化的问题,为统一全党思想、转变执政理念和方式、巩固执政基础、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发挥了重要作用。 2.“矛盾不上交”运用矛盾规律和矛盾法则化解矛盾 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把握社会矛盾运动的规律和法则,把马克思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运用到政治生活、社会生活、日常生活之中,把依靠群众、就地教育改造“四类分子”的经验称作“矛盾不上交”的经验,其中蕴含的不仅是治国理政的微言大义、真知灼见,而且蕴含着丰富深刻、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抓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贯穿于事物发展的始终。复杂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许多矛盾,其中有一种是主要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不断向前发展的,社会主要矛盾也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求变化而不断发展变化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在矛盾中起决定性作用。从根本上说,人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就是不断认识矛盾、解决矛盾的过程。在认识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只要我们抓住事物发展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处理好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一切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告诉我们,党和人民事业能不能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取决于我们能否准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确定中心任务。”“枫桥经验”历经60年的风雨历程之所以历久弥新,不断焕发出新的活力,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根据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以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不断与时俱进、发展创新,不断丰富其新的时代内涵。“枫桥经验”的产生、发展历程始终围绕社会主要矛盾和党的中心任务,解决不同时期的重大社会问题,服务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二是依据矛盾法则,做好教育转化工作。对立统一法则是唯物辩证法最根本的法则。毛泽东同志指出:“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一切矛盾着的东西,互相联系着,不但在一定条件之下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而且在一定条件之下互相转化,这就是矛盾的同一性的全部意义。”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性质不是固定不变的,在一定条件下它们会互相转化。“枫桥经验”就是运用矛盾可以转化的原理,通过教育改造“四类分子”,把敌我矛盾转化为人民内部矛盾的一次伟大实践。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历史上长达数千年的剥削制度的终结,“四类分子”的摘帽标志着剥削阶级的消亡。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三是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同志指出:“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毛泽东同志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提升到国家政治生活主题的高度,强调革命时期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人民内部教育自己和发展自己事业的一个方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在《浙江日报》“之江新语”专栏发表的《基层矛盾要用基层民主的办法来解决》一文中强调:“当前基层产生的社会矛盾,无论其表现形式多么复杂多样,就其性质而言绝大多数还是表现为人民的内部矛盾。”这对当前防范化解矛盾风险有很强的指导意义。我们要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的特点、规律,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善于运用民主的方法来化解矛盾、解决问题,不断创新领导方式和工作方式,不断提高把矛盾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的能力和水平,特别是要防止个别矛盾转化为群体性矛盾,经济问题转化为社会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3.新时代赋予“矛盾不上交”新内涵 不同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和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赋予“枫桥经验”以不同的使命和任务,也赋予了“矛盾不上交”以不同的时代内涵。新时代“枫桥经验”主要是依靠群众,就地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和风险隐患,做到“矛盾不上交”。新时代的社会矛盾绝大多数都是人民内部矛盾,而且主要集中和反映在经济、社会、生态等民生领域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新时代的社会矛盾往往容易演变成社会风险,或者以社会风险的形式出现。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2018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列举了8个方面16个具体风险,并在2020年2月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的讲话中要求党员干部“既要高度警惕和防范自己所负责领域内的重大风险,也要密切关注全局性重大风险”。2019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强调,“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各级党委、政府和领导干部的政治职责,大家要坚持守土有责、守土尽责,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工作做实做细做好”。2020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的说明中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我国各类矛盾和风险易发期,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我们必须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风险思考得更深入一些。”①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判断,准确把握了时代特征和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反映了我国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指明了解决当代中国发展主要问题的根本着力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矛盾的学说。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现代社会是风险社会,社会矛盾和风险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变化多端。“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因此,坚持“矛盾不上交”、防范化解矛盾和风险仍然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基本内涵,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 4.“矛盾不上交”的根本方法是依靠群众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告诉我们,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生命线。“枫桥经验”是枫桥人民的伟大创造,虽然“枫桥经验”在不同时期发挥的作用不同,但其依靠群众解决问题的精髓始终不变。1963年11月,毛泽东同志在与公安部负责同志的谈话中指出,公安工作“最重要的一条,是如何做群众工作,教育群众,组织群众……从诸暨的经验看,群众起来之后,做的并不比你们差,并不比你们弱,你们不要忘记动员群众”。201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就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充分认识‘枫桥经验’的重大意义,发扬优良作风,适应时代要求,创新群众工作方法,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和问题,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由此可见,“枫桥经验”是一个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做好群众工作的重要法宝。只有坚持人民至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才能牢牢扎根群众,创新群众工作方法,有效预防化解矛盾和风险,实现社会长治久安,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二)“平安不出事” “平安不出事”是新时代“枫桥经验”最鲜明的标志。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个新时代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新时代最鲜明的特征。而平安建设既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前提和基础,又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 1.平安建设是新时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的战略谋划和战略举措 “小康”既浸润在数千年中华民族文化底蕴之中,又是千百年来人民群众对宽裕、殷实、安居乐业的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向往。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首先提出“小康之家”这个概念,用“小康”诠释中国的现代化。1979年12月,邓小平同志在与日本时任首相大平正芳的历史性会晤中提出:“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1984年3月,邓小平同志会见日本时任首相中曾根康弘时指出:“翻两番,国民生产总值人均达到八百美元,就是到本世纪末在中国建立一个小康社会。”从此,“小康”成为中国现代化的阶段性目标。2002年,党的十六大深刻分析了党和国家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准确判断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变化,确保到二〇二〇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党的十六大以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是历次党代会的主题,是全党的中心任务。党的十六大以后,担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就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前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围绕干在实处怎么干、走在前列怎么走,什么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怎样建设小康社会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在深入调查研究和孜孜以求的思考探索的基础上,作出了一系列重大的战略谋划和决策部署。2003年7月,浙江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会制定了“发挥八个方面的优势”“推进八个方面的举措”的“八八战略”。紧接着,习近平同志开始调研谋划“平安浙江”建设。2004年2月,习近平同志在接受《人民公安报》专访时提出,“小康社会首先应该是平安社会”。2004年5月,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十一届六次全体(扩大)会议上宣布,省委决定成立建设“平安浙江”领导小组,他担任组长。浙江省委将“平安浙江”建设作为“一把手”工程来抓,作出了全面建设“平安浙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决策部署,确立了“平安浙江”战略,率先开启了平安中国建设在省域层面的实践探索,形成了“平安浙江”建设的领导体系、工作体系、评价体系,建立完善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工作机制。2004年6月,习近平同志在接受《人民日报》专访时指出:“我们提出建设‘平安浙江’中的‘平安’,是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方面宽领域、大范围、多层面的‘平安’,其总体目标是:经济更加发展、政治更加稳定、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安康。”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全面推进平安中国建设”的战略部署,把平安中国建设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全局中来谋划推进。从平安浙江到平安中国,从平安中国建设到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建设,集中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作出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营造了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2.“平安不出事”集中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大平安”观和对平安建设的总要求 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在省委十一届六次全会上阐述了“大平安”观,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平安浙江”的“平安”,不是治安好、犯罪少的狭义“平安”,而是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方面宽领域、大范围、多层面的广义“平安”;二是平安并不是放松改革与发展,更不能因为在改革与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影响平安的问题,就因噎废食,不思改革,不抓发展,这样不是“平安”而是“平庸”;三是富裕与安定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致富与治安是领导干部的政治责任,推进经济发展是政绩,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同样是政绩;四是领导干部必须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坚持“两手过硬”,学会“十指弹琴”,把建设平安社会、促进和谐稳定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努力做好这方面工作,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五是努力实现经济更加发展、政治更加稳定、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安康,确保社会政治稳定、治安状况良好、经济运行稳健、安全生产状况稳定好转、社会公共安全和人民安居乐业的总体目标。平安浙江建设是在习近平同志“大平安”观指导下进行的伟大实践,“大平安”观是推进平安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反复强调,很多事业是要一任接着一任干的,是一张蓝图绘到底,锲而不舍、一以贯之才能实现的。这也是对平安浙江建设的要求,通过常抓不懈,久久为功,不断夯实平安基础,做到不出事、少出事、不出大事。2004年12月,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继续推广创新“枫桥经验”,“真正把问题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做到不出事、少出事、不出大事,特别是不能出惊天动地的事”。②因此,“平安不出事”是平安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集中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大平安”观和对于平安建设的总要求。 3.创新发展“枫桥经验”是平安建设的总抓手 2004年6月,习近平同志在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阐述了建设“平安浙江”和创新发展‘枫桥经验’的关系:“‘枫桥经验’凝聚了浙江广大干部群众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实践中的创造,是浙江加强基层基础工作,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有效载体,在建设‘平安浙江’中有着重要的意义。我们将进一步总结推广和创新发展‘枫桥经验’,进而全面推进‘平安浙江’建设,为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创造长期和谐稳定的环境。”2004年8月,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建设“平安浙江”领导小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强调,要把创新发展“枫桥经验”作为总抓手,贯穿于建设“平安浙江”的始终。是年8月,习近平同志指出,绍兴“用5年时间,使全市95%的乡镇(街道)达到‘枫桥式平安乡镇(街道)’标准的目标,这个目标是切实可行的”。201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把平安中国建设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全局中来谋划,紧紧围绕‘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把人民群众对平安中国建设的要求作为努力方向。”平安建设从平安枫桥到平安诸暨、平安绍兴、平安浙江,再到平安中国,以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为总抓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取得历史性成就,刑事案件总量持续下降,社会保持长期稳定,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呈现出了国泰民安的新景象。 4.“平安不出事”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平安不出事”换一种表述就是“平安无事”,反映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国传统思想中最理想和最高阶段的大同社会即以人人都能安居乐业为基本特征,小康社会也要求以社会更加和谐作为目标,追求平安和谐、安居乐业,反映了中华民族祈求平安的朴素愿望。2014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平安是老百姓解决温饱后的第一需求,是极重要的民生,也是最基本的发展环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也日益增长。新时代“枫桥经验”适应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老百姓安居乐业。这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所在,也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追求目标。 (三)“服务不缺位” “服务不缺位”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重要特征和价值追求,是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是衡量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既体现了党的根本路线和根本宗旨,又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坚持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1.“服务不缺位”集中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人民是党执政兴国的最大底气。坚持人民至上,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之一,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核心要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深刻回答了“为了谁、依靠谁、由谁享有”等重大问题,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和核心理念,集中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人民观,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价值追求。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创新发展“枫桥经验”要依靠群众。2020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安吉县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调研时指出:“发源于浙江的‘枫桥经验’,它在各个时期都是适用的,‘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把人民群众的事情做好了,处理得有条不紊,老百姓都能够顺心满意,我们这个国家家和万事兴。”服务群众是社会治理的最好方法。只有坚持人民至上,信仰人民,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才能更好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只有为了人民,才能更好地依靠人民。所以,我们要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的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增强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真正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2.“服务不缺位”是现代社会治理对政府的基本要求 政府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公共服务是现代政府的基本职能。人民是党和政府的底色、本色,服务是党和政府的根本宗旨和基本职能。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实行“放管服”改革,以“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为主要抓手,从职能、机构、基础设施等各方面全方位持续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强化服务功能,健全服务机制,创新服务手段,提升服务效能,全面提升服务的能力和水平。现代社会治理就是要全面深化社会体制改革,厘清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公民、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关系,协调各种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维护社会秩序,激发社会活力。政府要充分有效地向社会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包括公共教育、医疗卫生、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和救助、公共安全、社会秩序等,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公共服务的需求,真正让人民满意。 3.“服务不缺位”是实现社会和谐稳定的一把“金钥匙” 人心就是政治,人心就是力量,这是历史和现实给我们的重要启示。“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古往今来,人心向背决定着政权兴衰,决定着社稷安危。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根本宗旨,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继续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使人民摆脱贫困、尽快富裕起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充满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朝着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继续前进。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群众对公共服务的需求在不断增加,如何适应社会发展趋势,为群众提供更多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已经成为协调各方利益关系、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关键。只有真心实意为老百姓服务,才能得到老百姓发自内心的拥护、支持和信赖,才能构建起和谐的党群政群干群关系。只有党群政群干群关系和谐,才能真正带动和实现社会的平安和谐、国家的长治久安。国泰民安、政通人和是人民最基本、最普遍的愿望,也是国家治理的最优目标和最高境界,蕴含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治国理政的政治智慧和目标愿景。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用“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来记载唐代“贞观之治”的繁盛景象。新时代,党领导人民书写了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站在党治国理政的高度来看,“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才会国泰民安,“服务不缺位”才会政通人和。因此,用“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来描绘“中国之治”的新景象,是有其历史渊源和现实基础的。

三、新时代“枫桥经验”的鲜明特色

新时代“枫桥经验”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是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实现“中国之治”的重要经验。其鲜明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继承性和创新性的有机统一 如果我们不知道“枫桥经验”从哪里来,就不知道“枫桥经验”往哪里去。新时代“枫桥经验”如果不能继承、弘扬传统,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如果不创新发展,将会失去生命力。回顾“枫桥经验”产生发展60多年的风雨历程,“枫桥经验”最鲜明的特色就是继承性和创新性的有机统一。60多年来,“枫桥经验”守正不守旧,创新不忘本,做到了不忘本来、面向未来、吸收外来,准确把握时代脉搏,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历久弥新,始终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矛盾不上交”是“枫桥经验”的永恒主题和价值追求,依靠群众是“枫桥经验”的根本方法和不变精髓。20世纪60年代初,枫桥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通过“矛盾不上交”,把绝大多数“四类分子”就地教育改造为对社会主义建设有用新人的“枫桥经验”。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枫桥干部群众把“枫桥经验”运用到维护社会治安和社会稳定领域,创造了“组织建设走在工作前,预测工作走在预防前,预防工作走在调解前,调解工作走在激化前”的“四前”工作法和“预警在先,苗头问题早消化;教育在先,重点对象早转化;控制在先,敏感时期早防范;调解在先,矛盾纠纷早处理”的“四先四早”工作机制,做到“党政动手、依靠群众、立足预防、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促进发展”,形成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的新时期“枫桥经验”。 2003年11月,习近平同志出席纪念毛泽东同志批示“枫桥经验”40周年暨创新“枫桥经验”大会,对创新“枫桥经验”作出全面部署,他强调,“创新‘枫桥经验’,必须着眼工作大局,在统筹发展中丰富新鲜内涵”;“创新‘枫桥经验’,必须营造法治环境,在依法治省中取得明显成效”;“创新‘枫桥经验’,必须相信和依靠群众,在执政为民中践行根本宗旨”;“创新‘枫桥经验’,必须建立长效机制,在完善制度中实现长治久安”。②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孕育下,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实践中,枫桥广大干部群众更加强调党的领导、更加注重社会参与、更加彰显法治思维、更加突出科技支撑,不断推动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形成了新时代“枫桥经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及时把经验固化提升为制度,使新时代“枫桥经验”成为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法宝,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 (二)实践性和理论性的有机统一 实践是理论的源泉和动力,任何理论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或者是人们脑子里固有的,只能来源于社会实践,并指导推动社会实践发展,不断接受社会实践的检验。“枫桥经验”的又一鲜明特色是实践性和理论性的有机统一。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枫桥经验”在实践中产生、发展和创新,实践的创新发展又推动了“枫桥经验”理论的创新发展,形成了实践—理论—再实践—再理论循环往复、螺旋式上升的过程。 60多年来,“枫桥经验”是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下不断创新发展的。1963年,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枫桥干部群众创造了依靠群众、就地教育改造“四类分子”的经验,“枫桥经验”集中体现了毛泽东同志依靠群众的思想,即毛泽东的群众观,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教育人、改造人的宽广胸怀。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邓小平同志强调:“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枫桥干部群众在解决社会治安问题、维护社会稳定的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枫桥经验”的基本内涵,1990年开始初步概括为“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1993年概括为“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矛盾不上交”,1998年在深入蹲点调研的基础上总结完善为“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以“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为基本内涵的新时期“枫桥经验”,集中体现了邓小平的稳定观。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历史进程中,特别是几十年平安建设、法治建设的实践中,新时期“枫桥经验”不断创新发展,注入和丰富了时代内涵,形成了以“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为基本内涵的新时代“枫桥经验”。新时代“枫桥经验”蕴含了习近平总书记的大平安观、大治理观、大历史观、大发展观、人民观、矛盾观,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回答了时代之问、历史之问、人民之问、世界之问。 “枫桥经验”在社会实践中的产生、发展和创新,推动了“枫桥经验”的理论研究和理论创新。“枫桥经验”在各个历史时期和发展阶段的实践中所创立的先进理念、治理模式、实践样本、典型案例,为“枫桥经验”的理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和活水源头。自1993年发表有关“枫桥经验”的理论文章、召开理论研讨会以来,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从不同学科、不同领域,对“枫桥经验”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理论研究和阐释工作。特别是进入新时代,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对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理论研究更是方兴未艾,形成了一大批原创性的理论研究成果,不断推动新时代“枫桥经验”理论化、体系化、时代化,为丰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贡献智慧和力量,进一步坚定了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经验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了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新时代“枫桥经验”科学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为谁执政、为谁用权、为谁谋利”这个根本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观、执政观。“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力量。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人民群众是推动社会发展进步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体和决定性力量,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充分发挥亿万人民的创造伟力。“枫桥经验”始终注重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新时代“枫桥经验”要更加注重化解矛盾风险,促进社会和谐,在党的领导下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和海内外中华儿女,形成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强大合力。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紧紧围绕社会主要矛盾的发展变化和党的中心工作,回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和向往,因时而变,与时俱进,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这也是“枫桥经验”永葆青春活力、持久不衰、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根本原因所在。 (三)价值观和方法论的有机统一 价值观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根本性要求和普遍性遵循,方法论是新时代“枫桥经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和手段的一般性原则。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指导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锐利思想武器。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及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为指导,实现了价值观和方法论的有机统一,实现了价值导向和方法路径的有机统一,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鲜明的领导风格、领导方法和领导艺术,这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又一鲜明特色。这一鲜明特色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坚持人民至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无论是“枫桥经验”的产生还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形成,都是人民的伟大创造。因此,新时代“枫桥经验”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和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走好群众路线,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集中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激发人民群众的创造力,主动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政于民,从人民群众的创新实践中总结出好经验好做法。同时,新时代“枫桥经验”充分体现了对人权的尊重和保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促进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讲,新时代“枫桥经验”是中国人权事业发展的一个典范。第二,坚持守正创新。守正与创新是辩证统一的,守正才能不忘初心、把握正确的方向,创新才能与时俱进,把握时代脉搏、引领时代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正确把握了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矛盾不上交”是“枫桥经验”的永恒主题,任何时候都不能变;依靠群众是“枫桥经验”的根本方法,任何时候都不能忘。必须始终坚持“矛盾不上交”不动摇、坚持依靠群众不能忘。在此基础上,围绕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什么、发展什么,紧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发展变化,因势而变,因时而变,不断创新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的体制机制,增强人民团结、增进社会共识,有效防范化解重大社会风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创造更加安定团结、平安和谐的社会环境。第三,坚持问题导向。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新时代“枫桥经验”保持生命力之关键所在。围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就如何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点难点问题、矛盾风险的深层次问题、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通过调查研究,不断提出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第四,坚持科学的思维方法。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系统思维,善于透过纷繁复杂的表面现象,把握事物的本质和发展的内在规律,形成了依靠人民群众来解决问题、运用矛盾法则来化解矛盾、树立先进典型来示范引领、创新抓手载体来推动工作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科学方法。 (四)本土化和全球化的有机统一 新时代“枫桥经验”是土生土长的中国经验,最大的特色就是本土性、民族性,同时又胸怀天下、放眼世界,为推进全球治理变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展现了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魅力。中国化才能落地生根,本土化才能深入人心。新时代“枫桥经验”蕴含了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的优秀基因并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相结合的产物,这决定了新时代“枫桥经验”必然具有中国特色,必然要走中国式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之路。如“矛盾”“民为邦本”“平安无事”“平安是福”“国泰民安”等概念或词语都富有深刻的哲理和丰富的思想内涵,与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基本内涵高度契合、一脉相承。用“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来概括表述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基本内涵,具有独特的民族性和本土性,既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最容易唤起人民群众的认同感,激发人民群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精神。新时代“枫桥经验”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新时代“枫桥经验”中蕴含的理念、规则、制度、方法等既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也穿透历史,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具有普遍性意义和共同价值观,有利于寻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增进人类福祉,搭建共同愿景,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当今世界进入了一个互通互联的社会,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相互依存的趋势越来越强,各国利益休戚相关、命运紧密相连,国际社会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新时代“枫桥经验”是最具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的“东方经验”,在维护国家主权、维护世界和平发展、促进国际争端解决、缓和民族文化冲突等方面大有可为。中国人民崇尚世界大同的理想和天下一家的理念,拥有胸怀天下的情怀、视野和担当。我们应顺应全球化的大趋势,坚守全人类共同价值观,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持开放、融通、互利、共赢的合作观,树立平等、互鉴、包容的文明观,努力推进新时代“枫桥经验”国际化,为实施“一带一路”倡议、推进全球治理变革、破解人类共同面临的难题、解决国际纷争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为促进世界和平、造福人类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原文刊发于《世界社会科学》2024年第3期，为方便排版，文中注释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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